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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岁的违警移民母亲和她10年未见的女儿 陈飔专栏

2021-09-25 130 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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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眉眉,眉眉她……”阿菊电话那头的声音,一次次地被自己的抽泣声打断,“她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,是个黑人,一个黑人打了她!!”

  电话那头,阿菊终于放声大哭。阿菊是个酒店清洁工,也是我在法国的财务担保人。

  2007年,刚到巴黎上学时,我才得知学生在巴黎找房需要担保人,这个担保人必须在法国有正式的工作,签长期合同,还得将自己的工资单和银行账户等资料提供给房东,以保证在租客在未缴纳房租的情况下,房东可以直接从担保人的银行账户里头扣款。法国学生都是由父母担保,却苦了我们中国留学生,上哪儿找有正式工作、还愿意用自己银行里的钱给我担保的人呢?

  万般无奈之下,我只好去华人教会里询问。这个华人教会以留学生和自营餐馆、烟店或超市的小生意人为主,也有一些在这边打工的其他中国移民。平时我在教会交往的主要是留学生,他们和我一样没有收入,自然无法为我担保;而那些经营自家生意的商人们,我和他们不熟,也不好意思向他们开口。万般无奈之中,我托教会执事帮我在通讯册子上发了一条短讯息,并不抱很大的希望。

  我就这样认识了阿菊。阿菊是北方人,四十五岁左右,个子高壮,短发利落,笑起来嘴弯弯,眼睛也弯弯,后来我才知道她不笑的时候也是这样面目和善。她竟然愿意给一个素昧平生的留学生提供担保,这是多大的信任,我有些不安地向阿菊表示感谢,她却爽快地挥挥手。“你们小小年纪离开爸妈,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上学,不容易啊。”阿菊说。

  拿到阿菊给我的她的工资单以后,我才知道,阿菊的工作是酒店清洁工,每个月只能拿到法国的最低工资,外加一些交通、饭票等补助。她以低收入来承担一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可能给她带来的风险,我对她分外感激。

  渐渐地,我和阿菊熟识起来。我们时常在教会聚会之后,一起聊聊近况。我有时请阿菊来家里坐坐,喝茶聊天,阿菊知道我喜欢吃北方的面食,平时做了包子饺子,也会邀请我上她家去吃饭。闲聊之间,阿菊慢慢告诉了我她的经历。

  阿菊是36岁那年来到法国的。九十年代末,下岗潮席卷了她所在的那个北方小城,在纺织厂做会计的她也未能幸免。家里的收入减少了一大半,丈夫在造船厂工作,虽然是技术工种,但在下岗大潮中也是岌岌可危。阿菊从小姐妹那边打听到有渠道可以让她们偷渡去法国打工,每个月挣一万多人民币,这对于当时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。性格果敢的阿菊决定只身一人去法国,先打工挣钱,争取早日存够钱、拿了合法身份安定下来以后,再把丈夫和女儿接过去团聚。

  十年来,阿菊换过好几种不同的工作。一开始,由于没有身份,加上法语不好,她只能在中国人家里当保姆或是做钟点工。大部分中国雇主雇佣非法黑工,由于没有合同的约束,开的薪酬都是低于合法最低工资的:2007年,法国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8.44欧元,而中国雇主经常开出低于5欧元一小时的工钱,仍然有大批像阿菊这样没有合法居留的人不得不做这样低廉的工作。在法国,非法移民若想获得合法的工作居留,必须满足留法五年以上、且为同一个雇主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条件。阿菊在法国非法生活了七年后,通过她当时的中国雇主的帮助,终于办成了工作居留证。从非法移民转了合法身份后,阿菊去了一个法国连锁酒店当清洁工,也第一次拿到了正式员工的1280欧元月薪——这是法国的法定最低工资,却是她人生中挣过的最高工资。

  每每谈及此,阿菊的脸上都写满了骄傲。有了合法身份以后,阿菊硬是咬牙从没回过一次国。她舍不得买机票,用尽一切办法攒钱,打工闲暇之余还做饺子盒饭在华人网站上售卖。她想要尽快将丈夫和女儿都搬到法国来,全家团圆。

  “十年,我十年没见到眉眉了。只能从照片中看到她,已经长成大姑娘了。我走的时候她才九岁。她爸说,眉眉现在有1米67了。比我还高了!”阿菊说着,手举在空中比了一个超过自己头顶的高度,眼眶红红。从城郊列车上下来,一脚便踏入尘土飞扬的街道。安东尼,巴黎郊区上塞纳省的一个小镇,旁边的铁道上每隔几分钟就慢吞吞地驶过一列火车,从巴黎来,或者到巴黎去。沿着火车道走上十五分钟,道旁是一栋灰扑扑的带院子的小楼,推开楼下的小铁门,院子里的月季花正开得红火,枝蔓沿着这栋六十年代的小楼往上爬到了二楼那么高,有一朵花探头探脑地趴在二楼的窗台上。

  窗台背后就是阿菊的家。阿菊早早站在门口等我,脸上挂着笑容。阿菊是请我来家里给眉眉补习法语的。为了安置好女儿,早在半年前,阿菊就在好心的法国房东的帮助下,向区政府申请到了她家附近公立高中的位置,将十九岁已“超龄”的女儿眉眉送进了法国高中。阿菊告诉我,眉眉来法国以前,她再三叮嘱她趁着暑假报班学点法语,眉眉不怎么上心,还在电话里和她吵架,说自己不想学法语,不想来法国。我自告奋勇地说可以帮眉眉补习法语,反正我周末无事,也算是答谢阿菊替我做担保了。

  二楼采光不太好,一进屋,仿佛从外头的下午一下子扎进了黄昏里。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客厅,一进门是一张圆形的餐桌,铺着一条绣了花花草草的白色桌布,颇有点中国八十年代的装饰风格。桌子后面是开放式厨房,灶台、油烟机和瓷砖墙都擦得瞠亮。左手边是小小的长方形客厅,我注意到原先摆放沙发的地方,换成了一张有上下铺的床。

  阿菊的丈夫吴叔叔从客厅的上铺爬下来,客气地跟我打招呼。吴叔叔和眉眉来法国以后,阿菊就把客厅里原先的沙发卖了,安置了这张上下铺,自己和丈夫睡客厅;而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那个宽敞又采光好的房间,她让给了女儿。

  阿菊轻轻敲了敲房门,小心翼翼地,似乎怕打扰了女儿。半晌之后,眉眉打开了门。这个个子瘦高、手脚细长的十九岁女孩穿着睡衣,披散的头发后面,苍白的脸颊上泛着油光,还有几颗可能是熬夜爆出来的青春痘;背后的电脑屏幕上是暂停的电子游戏画面,花花绿绿的。仔细看眉眉其实更像爸爸,尖尖脸,高颧骨,细挺的鼻梁和薄嘴唇,只有眼睛像她妈妈,一样的单眼皮细眼睛,弯弯的,挺好看的一个小姑娘。

  打开眉眉的高中课本,我开始给她讲解她不懂的题目。眉眉其实很聪明,大部分的法语句法一讲就通。更不用说数学,她在国内打下的数学基础应该不错,一道数学题,只要她弄懂了法语的题意,就马上能解出来。我试探地问她,在国内的时候成绩如何,有没有参加高考。眉眉撇了撇嘴,说她所在的省份是高考大省,她成绩中等,即使参加高考,也考不上一本的学校。

  而且,眉眉补充道,我妈也不想让我参加高考,她说我们家没钱没房子又没有背景,就算我能读大学,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,因为我们家里没有关系。

  我想起阿菊曾经不止一次跟我絮叨,说自己没有钱也没有权势,所以下岗后才走投无路,只能偷渡来法国发展。对十年前的她来说,出国可能是那时唯一的选择,为此她不惜背井离乡,以长期见不到家人为牺牲;她也确实通过自己的双手,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,把家人们接到了身边。然而,眉眉是否理解母亲的苦心,又是否认可母亲的安排呢?

  几下怯生生的敲门声之后,阿菊端了一盘削了皮切好的苹果进来,每一瓣都切成一模一样的大小,一瓣贴着一瓣排成一圈,上面还细心地插满了牙签。

  好好好,你们上,你们上,我不打扰了,好好学习啊。阿菊陪笑着退出去,又轻轻虚掩了门。眉眉走过去,用手掌用力一推,门咔哒一声关紧了。

  我拿起刚才的课本,重新招呼眉眉过来继续。她乖乖地打开了练习本,顺手把放在桌上的苹果推到了桌子的一角。

  “那是我妈取的,土死了。”眉眉皱着眉头说,“我不喜欢我妈取的名字。你知道吗,我十年没见到我妈了。她从来没回过国看过我。”

  直到我们补习结束,桌角的那盘苹果也没有被动过,在过热的暖气的熏烤之下,已经变成了黄褐色,蔫头蔫脑地,仍旧等在那里。在眉眉来法国以前,阿菊每天的生活是单调的:周一到周六去酒店做清洁工,中间休息一天,她会利用这天再打一份零工,包些饺子冻起来,通过华人网站,卖给那些想念家乡味道的留学生。周日早上去教会,她在巴黎的全部社交生活就是教会里的熟人了,他们一起听讲道、团契聚会、会后聚餐,如果是旅游忙季,晚上有时也还要回酒店做工。

  阿菊曾向我描绘过的打扫酒店房间的标准程序:从浴室开始,用清洁剂上上下下喷一遍,镜子用干布擦,洗漱台用湿布擦,浴缸要用喷头冲干净;然后补给卫浴用品,拖地,便可开始房间的清扫。先给房间开窗透气,镜子,桌子,椅子,房间所有的插座表面,统统擦一遍;被罩,枕套,床单,全部拆下来,扔进停在酒店房间门口的小清洁车上,再从小车里头取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的床单,回到客房,铺床,套好被子枕头,拉住被子的两角用力一扯,往空中一抖,被子就平平整整地落在床上。最后再用吸尘器将房间地毯吸一遍,拉上窗帘,房间就打扫完了。整套程序下来都是体力活。

  “法国人也会欺负你,”阿菊说,“早上去领工具的时候要抢吸尘器的,如果没抢到一个好用的,吸一会儿,(吸尘器)头就掉下来,那会大大地耽误时间。但是那些法国人会说话啊,跟经理关系好,经理就替她们留着好的吸尘器,我法语不好,笨嘴笨舌的,就总是抢不到好用的工具。”

  “不过我也习惯了。咱们中国人,勤勤恳恳地干活,别人也挑剔不了我们什么。”阿菊补充道,“不怕别人欺负我们,做好自己分内事就行了。”

  但眉眉不这么想。我们熟识了以后,她时常跟我抱怨,学校的老师觉得她法语程度太差,总是对她不耐烦;同学更不用说了,嘲笑她的口音,嘲笑她的穿着。“她们都画着大烟熏妆,穿着超短裙,胸口开到这么低,”眉眉夸张地往自己的胃部比划着,“那些女生,一出校园就开始抽烟,一边说别人的坏话。她们觉得我土,举止奇怪,我也一点儿都不想加入她们。”她愤愤地说。

  “而且,她们还叫我“清朝人”。”眉眉用两只食指将眼角拉开,眼睛变成细细的一条,她的脸因愤怒而发红。

  我有点惊讶,“清朝人”在法语的语境里是个很严重的种族歧视的词汇,我建议她向校长反映一下。眉眉却回答,她法语不够好,这个事情肯定说不清楚,而且她连校长是谁都没见过。我向她提议,我可以帮她写一封信,交给校长,或者跟她妈妈说一下,让妈妈去跟学校反映。

  “我妈不会懂的!”眉眉突然变得不耐烦,“找她有什么用,她自己已经习惯了被法国人这样欺负,每次都跟我说,你忍一忍,吃亏是福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她只会说这几句话,来来回回地说。”她朝着空气挥挥手,仿佛想拂去空气中某种看不见的粘腻肮脏的东西,又无力地垂下。

  阿菊看起来确实不懂得女儿的烦恼。她和我讲述过一些从前打黑工的经历,十二月里天寒地冻,伸手进半米深的冰冷水池里掏那些油腻腻的脏碗,手被池底伏着的切鱼生的利刃划开了,血汩汩地流进肮脏浑浊的水里;在中国老板家当保姆,主人剔着牙,指着阿菊,对自己的儿子说,看,你不好好读书,以后就是给别人打这种下等的工。

  “我老是劝她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妈妈这几年不是这么忍过来的?”阿菊跟我说。她的额发已经变得灰白,眼角的皱纹刻在黄黑的皮肤上,仿佛怎么使劲也抹不平。看着她的脸,我老是忘记她其实才四十多岁。而她的女儿,正值青春,离开了在那成长近二十年的熟悉的地方,到达一个语言不通、文化不同的全新的环境,没有朋友,并且受着歧视。

  阿菊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,一边哭,一边说,今天傍晚放学回来,她看到眉眉泪痕满面,脸上有一道明显的血痕,问她发生什么事,她说被一个黑人同学打了;问她什么原因,她也不说,只是哭,边哭还边冲妈妈嚷嚷,说什么都是她逼她来法国,她再也不想上学了,再也不想在法国呆了。

  我赶到了阿菊的家。眉眉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,眼神呆滞,脸上一道长长的血痕,像是被尖利的指甲抓的,血已经凝固,颜色变深。阿菊情绪仍然很激动,眉眉却神色平静,近乎冷漠。我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,并鼓励她把事情经过说清楚,这样我才好写进信里。眉眉看了我好一会儿,才开口,说班上有个黑人女同学,老是带头取笑她,今天她故意当着好多人的面,大声问眉眉,“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吐痰吐在地上?”

  “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?”眉眉说,她抬起头,直视我的眼睛,“我告诉她,不,我们都把痰吐在你们黑人的脸上。”

  然后对方就动手了,她揪着眉眉的辫子开始打她,拳头落在她的头上,膝盖击打她的肋骨。看到真的打起来了,其他人赶紧上来拉住那个女生,但她尖利的指甲还是在眉眉的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,似乎带着要将她毁容的决心。

  说完这些,眉眉突然放声大哭起来。尖锐的哭声划开了这窄小的一室一厅里沉滞的空气。我的笔尖在纸上停滞了,眼泪充满了眼眶。我拿手背去擦拭,听到阿菊在我背后说,“一定要写上是个黑人,是个黑人打了她!”

  我没敢这么写,只是问清楚了眉眉这个打人同学的名字,替她们写了一封给校长的信。一周后,处理结果下来了:殴打眉眉的女生由于暴力行为,得到了学校的严重警告处分和停学一周的处罚;但眉眉也因为“不当使用种族歧视性的语言”,被学校停学三天。

  这是个典型的“法国式”的处理结果:暴力虽然会得到一定的惩罚,但也不过与“政治不正确”同罪。眉眉和阿菊对此都非常不满。其实将信上交给校长之前,我曾建议阿菊带眉眉去警察局验伤、立案,以引起学校对这个暴力事件的重视。但阿菊不肯,说没必要闹到警察那里去。我猜想是不是她在曾经的非法移民生涯中受到过的那些伤害,使她对警察始终怀有恐惧和厌恶。她曾经告诉过我,自己刚来法国时,在地下黑工厂踩缝纫机,警察上门突袭抓非法黑工,她和几个姐妹一起被抓进了警察局,花钱请了移民律师,才得以继续逗留在法国。从那之后,她在路上遇见警察,都会下意识地低头躲开,快速走过,哪怕她现在已经有了合法身份。

  眉眉被殴打之后,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让我去给她补习法语。阿菊说,眉眉那段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,拒绝见任何人。而我刚开始读研究生一年级,每天疲于应付各科专业课功课和考试,周末和假期都呆在图书馆,自顾不暇,也确实没能抽出时间去给眉眉补习。

  次年六月,等我终于从最后一门考试中挣扎出来,才意识到,过去的大半年时间,我都没和阿菊一家联系。带着愧疚,我拨通了她的电话,电话那头阿菊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兴奋喜悦,她告诉我,眉眉通过了高中会考,顺利毕业了。再一次坐在阿菊家中吃她做的饺子,除了眉眉高中会考通过以外,我还得知了一个喜讯:吴叔叔年初也找到了工作,在船厂做修理工,和他之前在国内做的工作相吻合,由于是技术工种,工资竟比阿菊还高不少。阿菊说,他们现在有两份稳定的工资,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了,她打算将自己现在住的一室一厅贷款买下来,已经在和房东谈了;眉眉高中会考通过,阿菊也打听好了,要让眉眉申请法国的职业专科院校(相当于国内的大专),眉眉是学理科的,如果能读个计算机、金融之类的专业,以后在法国就很容易找到一份白领的工作了。

  阿菊兴致勃勃地计划着全家人的光明未来,圆圆的面孔泛着兴奋的红光,眼睛笑成了一条缝。吴叔叔像往常一样,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不说话。眉眉也不说话,只是皱着脸,埋头吃饺子。

  饭后,眉眉邀请我去她的房间。把门一关,眉眉迅速打开了电脑上的“脸书”页面,点开头像,一个戴着眼镜、清秀的中国男孩出现在屏幕上。

  眉眉和她这位男朋友是在网上认识的。男朋友叫刘毅,学计算机的,在巴黎的一所私立大学读最后一年。法国有不少这样中国人开办的“野鸡大学”,向那些申请不上正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收取一笔学费,帮他们办一年的学生居留,这些学生就可以留在法国,合法打工。刘毅就是这样,靠着这个学校续他的居留,同时在一家餐馆里打工。但这些在眉眉的眼中都是优点,她认为这正说明刘毅又能赚钱,最后又能拿到一个学位,一举两得。眉眉像所有第一次陷入热恋的女孩一样,对男朋友表示出了无限的崇拜,甚至开始计划他们的未来。

  阿菊很快也知道了眉眉交男朋友的事。如同所有有女儿的母亲一样,她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忧心。阿菊担忧的点主要在于,刘毅读的大学并不正规,基本上是借着上学的名义,行着打工挣钱之事,做的还是最“下等”的厨房工。阿菊在国内曾经是会计,却在法国干了十年的体力活。她不愿意再让女儿重复自己的生活,去餐馆、酒店这样的地方打工了。

  眉眉根据母亲的安排,开始了她的职专第一年。可开学不到一个月,她就开始抱怨母亲替她选择了己根本没兴趣的计算机管理专业,加上法语不够好,上课犹如听天书;法国同学们也和她的高中同学差不多,总是扎堆聊着自己没看过的电视剧,说着自己听不懂的话题,一到周末就聚会开喝酒,但谁也不邀请眉眉。

  她与刘毅的感情倒是进展顺利。眉眉时不时在脸书上更新他俩的亲密合照;有一张明显是她穿了一件男生的T恤,背景是一片凌乱的窄小房间,一些内衣裤和袜子挂在窗帘杆上,男女款的都有。眉眉知道自己的母亲不会上这个国外的社交网站,我也没敢告诉阿菊。

  转眼间到了夏天,眉眉在脸书的动态上祝贺刘毅毕业。在法国,外国学生毕业以后,可以申请一种六个月的临时居留,可暂时供留学生打工、找工作等;如果六个月找不到工作,居留便会自动失效。刘毅的学校不是法国教育系统里正式注册的大学,而且也一直忙着打工,没有在法国公司做过实习。直到十一月份,刘毅仍然没有找到工作。

  阿菊听说刘毅还没找到工作,开始态度明确地反对眉眉与他交往。在阿菊看来,这个男孩子虽有个大学学历,但却和自己一样去打工,没有什么前途。在阿菊眼中,中国人在法国最好的出路是,读一所好大学,毕业后去法国公司工作,过上“像法国人一样的生活”。她苦口婆心地用自己这些年的打工生涯去劝眉眉,认为眉眉应该专心做好自己分内的事——好好学习,而不是找一个做厨房二手的男朋友,那是没有前景的。

  “好好学习,毕业后去法国公司坐办公室,才不用像我一样去做体力活,这样辛苦。”阿菊告诉我。

  “我熬了这么多年,见不到女儿的日子, 是为了什么?还不是为了把她接来法国、一家人团聚吗。”阿菊愁烦于女儿不懂自己的苦心。

  “十年了,十年了我都没有见到她,十年了她都没管过我!她凭什么现在要来管我,她有什么资格管我?”眉眉心中似乎始终无法原谅,母亲在她童年最重要的九年间的缺席。

  阿菊和眉眉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,愈演愈烈。直到有一天,趁着父母白天打工不在的时候,眉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搬出了父母的家。

  电话那头,阿菊没能忍住,嚎啕大哭。09年的十二月份,眉眉回国了。她没有告知我们起飞的日期,包括她的父母;她从刘毅家直接去的机场,没有人去送他们。

  进入圣诞月的巴黎,就像春节前的中国,大街上都满溢着阖家团圆的气氛。从教会回来的路上,我和阿菊经过市中心,站在老佛爷和巴黎春天两个商场门口,驻足观赏它们的圣诞橱窗。每一面橱窗都像是一个不同主题的迷你展厅,这扇橱窗里,猫咪们围着壁炉读故事;那扇橱窗里,狐狸一家在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。全世界的节庆都是相似的,一家人团聚,围坐在餐桌前,兴高采烈地吃吃喝喝。

  “要是眉眉在,她肯定喜欢看这些漂亮的橱窗。”阿菊说。她告诉我,自己经常回想起十年前离开家那天,天还没亮就要出发赶大巴,先去省会,再坐飞机到北京,转机去巴黎。凌晨起来,她将脸颊贴在女儿睡梦中的额头上,九岁的小脸胖鼓鼓的,仍然像个婴儿的脸。阿菊的眼泪滚落下来,滚烫地熨在女儿温凉的脸颊上,女儿在梦中哼了一下,别过头去,眼泪被印在了枕头上。阿菊狠狠心,从女儿的床上起身,走出了家门。

  “她那时候还那么小!我真想把她塞回肚子里,一起带来法国!”阿菊禁不住红了眼眶,“那天夜里,我抱着眉眉,眼泪停不下来地流啊,又不敢哭出声,怕吵醒她。最后我狠狠心,还是丢下她走了,我真是个狠心的妈!”

  阿菊的眼泪滚落下来,我递上纸巾。她裹在黑色外套里的身躯似乎变得比从前要矮小一些,她背对着我往前慢慢走着,独自咀嚼着十年前对女儿的记忆。那时候,女儿还是那个勾着脖子冲着她笑、爬上去亲她脸颊的九岁小女孩;仿佛这十年的时光,从来没有逝去过。

  2010年我毕业后,就回国工作了,和阿菊渐渐失去联系。倒是和眉眉,我们仍是社交网络上的好友,时不时会看到对方的动态。眉眉回国后,与刘毅一起,去了他的家乡,一个北方滨海城市。她开起了淘宝店,专门卖韩式潮牌的衣服,一开始自己做模特,眉眉高挑苗条的身材和稚气的脸其实很适合干这行,她的店开得风生水起。同样是从社交网络上,我看到了她与刘毅的婚纱照,看来虽然母亲反对,他俩却终于修成正果,我很为她高兴。然而,婚纱照上,并没有阿菊和吴叔叔的身影。

  几年后我回到巴黎,去华人教会找阿菊,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教会来了一批新的留学生,打工的华人们要么回国,要么不来教会了,就连执事也换了;我打听了一圈,都说不认识阿菊,更不用说那些我原本就不熟的商人们。在法国辛苦了十年的阿菊,唯一的社交圈就是教会,却连在这里,都没有留下她的痕迹。我心中不免黯然。

  无奈之中,我给从前的老执事写邮件,请求他帮我打听。几日之后,终于得到了消息:阿菊回国了。

  回国了?那前来追随她的丈夫呢,还有她买的房子如何处置;阿菊过去这十几年在法国的打工生涯,就这样结束了?她曾那么努力地想要在这个异乡中站住脚,十年见不到家人的日子,终于将女儿和丈夫接到了法国,也买了房子,一切安排妥当;她曾日思夜想的女儿,她心心念念的全家团聚,她梦想的“像法国人一样”的生活,都在眉眉执意跟随爱情回国当中,灰飞烟灭。在那以后,阿菊是否后悔过,当初就不应该独自离家去法国打拼;又或者,阿菊终于向女儿妥协,有家人在的地方,才是她的家?

  我登陆了许久不用的社交网络,寻找眉眉的名字。在她的页面上,我翻找着照片,在她几个月前发布的照片上,赫然看见了阿菊的身影。眉眉刚生了宝宝,那是一张她女儿满月的全家福,照片阿菊穿着一件黑白花裙子,身躯比从前佝偻一些,手中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外孙女,小婴儿的脸皱巴巴地,哭成了一朵菊花;而阿菊的脸,笑得眼弯弯,嘴也弯弯,如同我初见她时那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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